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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外国语大学德国研究中心

第 24 期  2017 年 7 月 28 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期主要内容

太平洋联盟开启新的发展阶段——吸收加拿大以及太平洋国家作为伙伴国的联合谈判

德国下届联邦政府面临的外交挑战——实力、缺点、机遇和风险

太平洋联盟开启新的发展阶段——吸收加拿大以及太平洋国家作为伙伴国的联合谈判

2017年6月30日，太平洋联盟成员国（智利、哥伦比亚、墨西哥和秘鲁）在哥伦比亚举行了第12界峰会。这次峰会标志着这一成立于2011年的一体化联盟在其发展过程中将要实现转折。峰会决定九月开启吸纳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新加坡作为同盟的联合谈判，这是向与太平洋地区发展紧密贸易关系迈出的一步。这表明该联盟考虑到了，随着美国的退出，当前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TPP）谈判进程已经失败。此外，其更偏向将扩张方向指向太平洋地区的合作伙伴，而将拉丁美洲排除在外。以后，区域内其它国家争取成为该联盟成员的努力将首先变得没有意义。这同样适用于不断宣称的向南美贸易区的靠拢，鉴于巴西内政的畸变，这一尝试暂时被搁置。因此太平洋联盟正在成为该地区在经济和政治上最具活力的一体化区域，并且继续竖起市场开放、投资和贸易自由化的旗帜。

太平洋联盟峰会各成员国总统在哥伦比亚/卡利峰会上签署了最终声明，这一举动向世界表明了两点：该联盟将一如既往地致力于深化内部一体化进程；同时其还将努力促进与新设伙伴国的战略合作。正如峰会主办国哥伦比亚总统胡安·曼努埃尔·桑托斯（ Juan Manuel Santos ）所阐明的，未来要促进以“务实、有效以及个体经济的积极参与”为准则的合作形式。太平洋联盟自2011年成立以来一直将促进物品、服务、资本和人员的自由流动，以及增强成员国的国际竞争力作为该联盟发展战略的重要标志。而将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新加坡吸纳为新伙伴国家，使该战略的覆盖范围扩大至新的地区。这是该联盟在将自己建设成为同亚洲和太平洋重要国家之间经济交流平台的道路上迈出的一步。目标是给太平洋联盟成员国提供机会，使其能够从国际创造价值链中获益，并给其注入更强的经济增长动力。除了现有的与亚洲太平洋合作组织（APEC）以及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的对话机制外，为了能够与四个新的伙伴国家进行谈判该联盟还引入了“联合成员国”的概念，目标是使其作为联盟的一部分，共同制定目标远大的经济和贸易协定，其中包括投资和服务标准、海事服务以及电子服务。这传达出了明确的反贸易保护主义的信息，其符合该联盟成员国的对外贸易优先策略。从已经重新启动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谈判以及与美国签订的双边协议来看，这些国家已经在建立多样化的经济关系问题上达成了共识。

虽然太平洋联盟以其38亿美元（2016）的联盟内生产总值占据整个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生产总值的41%，但其经济繁荣却依赖开放的市场和国外资本的流入。作为世界上第八大经济和贸易联盟以及拥有2.21亿消费者的市场，太平洋联盟将争取在已经宣布启动的联合伙伴国家的谈判框架内，利用暂停的TPP协定谈判中已经达成的一致意见作为谈判基础。

智利、哥伦比亚、墨西哥和秘鲁组成的四国联盟在前几年已经在国际上获得了承认。其始终不变的利益是，继续发展合作并深探合作的可能性。例如，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和立陶宛已经被纳入51个观察员国的长名单中，这些国家均以不同形式参与了与太平洋联盟的合作。

目前太平洋联盟在一体化方面取得的进步

与以往在拉丁美洲所做的一体化努力相反，地理位置上的接近已经不是建立合作的关键因素。取而代之，在太平洋联盟框架内，一体化的基础是以某种突出的、共同的经济和政治理想实现的，其内容包含民主的政治制度、宏观经济的稳定、财政纪律和自由贸易原则。合作的范围超越狭窄的经济领域，力求为共同的对外政策立场建立平台，这从其在非洲和亚洲设立的外交代表处已经可以看出。此外该联盟还对一体化的社会维度给予特别关注。为了实现学生的自由流动，其迅速引入了共同奖学金计划（到目前为止已颁发了1440项奖学金）以及成员国内的旅游免签政策。作为一项重要进展，四个成员国内证券市场的统一进程也将开始接受评估。如此形成的市场-一体化-拉丁美洲（MILA）将会提升联盟吸引国际投资者的能力并增加投资组合的多样化。

太平洋联盟的贸易重心是提高成员国作为区域驻地的质量。因此其尝试通过与联盟商务理事会的紧密协调以及23个技术工作小组，为经济行为体创造更好的框架条件。其中首先涉及到的是，92%免除所有关税的贸易，这是在2016年决议通过的。其余的8%将会在十年后实现免关税。在企业创建友好度的评价中——如2017年世界银行进行的经济体排名（Doing-Business-Index ）——太平洋联盟在地区国家的排名中占据前四名：墨西哥（1）、哥伦比亚（2）、秘鲁（3）、智利（4）。

太平洋联盟——从区域反例成为催化剂

自成立以来，太平洋联盟就被认为是南美洲偏向贸易保护主义的一体化进程中的反例。旨在将内部市场与外界隔离的南美贸易区就是这一对外经济思想的样本。在左派政府的庇护下，自由贸易在过去十年中更多是例外，其代表是智利、秘鲁和哥伦比亚。随着阿根廷和巴西政府的更替，两个经济联盟趋近的机会得到提升，相应的谈判委员会也投入了运作。然而这一希望自从巴西爆发内政危机以及经济衰退以来遭到了明显的抑制。为更加紧密的合作注入强力的希望也被排除。从最新的决议中可以看出，太平洋联盟将南美贸易区受限的行动能力考虑在内，并将联盟的扩充方向指向太平洋地区。这标志着其欲重新确定发展方向，将目标指向成员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国际化。

然而，太平洋联盟也面临着重大挑战：除了墨西哥，其它成员国在很大程度上始终依赖原材料出口经济。就这点而言，其面临着以原材料为基础的经济中常常发生的出口结构的不可测性，以及与之相关的国家结构和社会安全保障手段方面的制度缺陷。这也可以从成员国内和成员国间基础设施的不充分发展中看出，其在具体的企业层面增加了一体化难度。如果该联盟成员国想要在更大范围内实现增值效应，并减少国际原材料市场价格和需求趋势对自身的影响，那么摆脱自身对原材料经济的依赖就具有重要意义。向亚洲扩展可以使其更加强大地参与到全球创造价值链中。这要求各成员国持续努力地发展工业政策，并深化其服务部门的数字化。为跟上国际化脚步，两者都是必不可少的。

国外直接投资在这一发展道路上被赋予了首要作用，其将会提升成员国内的经济增长潜力。为此，最近举行的太平洋联盟峰会决议通过了一些发展目标，其中包括刺激贸易、促进旅游和发展基础设施（其基础是为相关投资设立融资基金）还有建立区域数字化发展日程表。再加上在原产地规则，技术、健康和安全标准的相互承认以及数字签名许可方面的调控性合作，这些发展措施可以被看做是扩大微弱的联盟内贸易的尝试，据2015年统计，这一贸易形势仅占联盟内总贸易量的3.2%。

贸易一体化微弱的原因还可归结为，太平洋联盟成员国由于地理距离的原因，不是自然的贸易伙伴。各成员国之间的中间产品——如元件或（汽车）部件——的贸易仅占总出口量的7%，这有力地证明了生产领域一体化的缺乏。对此起决定作用的是，墨西哥与美国市场传统上存在的关联性。各成员国都将贸易定位于最大的市场，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与南美伙伴国的贸易。借助现在出台的太平洋联盟计划，这一定位将得到某种程度上的修改。鉴于北美自由贸易协议未来的不确定性，墨西哥颇为重视本国经济关系的多样性。

依照拉丁美洲主要的一体化实施模式，太平洋联盟也放弃了专门机构的建立。联盟运行的规则是各成员国每年轮流担任主席国。由于这一灵活体系中只包含四个国家，并且各专业部门的工作小组可以集中分享信息，因此其被看做具有充分的可操作性。尤其是这一体系还有各成员国在自由贸易、民主和深入一体化思想方面的高度趋同性作为支撑。即使计划实施的与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新加坡的联合谈判也不会动摇这一运行模式，因为其可以依靠TPP谈判框架内已经达成的一致意见。检验联盟内合作实质的是，信息发布和贸易委员会的共同运作，以及与之相关的在对外政策方面实现更加紧密合作的尝试。

太平洋联盟与欧盟

作为一个将目标定位于自由贸易的一体化联盟，尤其是考虑到世界贸易中存在的不断增长的保护主义的趋势，太平洋联盟对欧盟来说也是一个具有吸引力的合作伙伴。然而，欧盟已经以不同形式与太平洋联盟各成员国在一些贸易问题上单独达成了某些共识：自2016年5月以来，欧盟一直在与墨西哥就1997年签订的全面协定的更新问题进行谈判，这一全面协定在2000年增加了自由贸易协议的内容。该谈判力求在2017年取得成果。欧盟与智利在2002年缔结了一项双边联合协定，该协定在接下来一年增加了自由贸易协议的内容。智利曾表达出对该协定常规框架进行重新修订的意愿。欧盟与哥伦比亚和秘鲁签订的全面协议在2013年生效，2017年厄瓜多尔也加入了这一协议。这样做是为了给安第斯条约组织（Andengemeinschaft）（由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哥伦比亚和秘鲁组成）提供加入共同协议的机会，该组织由于在秩序政策上存在巨大分歧，正在瓦解。

从贸易政策上来看，欧盟目前不能与作为整体的合作伙伴太平洋联盟缔结进一步的协议。在管理性问题和各种贸易标准制定方面的合作却是可以考虑，也是恰当的。然而这不能让欧盟总部看出任何有可能与去年重新启动的南美贸易区联合谈判产生一体化竞争关系的迹象，该谈判自2015年起已进行了数轮，然而始终没有取得成功。太平洋联盟中的一些领导者希望该联盟可以成为连接亚洲和欧洲的桥梁，虽然他们的梦想可能破灭，然而这一正在实施扩张的行为体应该作为全球秩序政策的合作伙伴以及欧盟的投资目标，被纳入考虑的范围——尤其是拉丁美洲由于内部的扭曲，目前能够提供必要发展动力的选择性本来就很少。正在向亚洲扩张的太平洋联盟能够以其典范的经济政治模式作为基础，超越拉丁美洲范围，承担起重要的催化剂作用。毕竟跨区域的合作形是一种创新形式，其中更重要的是政治形态上，而不是地理位置上的趋近，这在太平洋联盟中已得到证明。

（本文译自德国科学与政治基金会2017年7月分析文章，作者君特·迈霍尔德（Günter Maihold））

（https://www.swp-berlin.org/publikation/die-pazifikallianz-beginnt-einen-neuen-entwicklungsabschnitt/）

德国下届联邦政府面临的外交挑战——实力、缺点、机遇和风险

从2017年秋季起，新的联邦政府无论在国内还是欧盟范围内都必须做出一些重大决定。德国对外政策协会的专家概述了十二个德国在外交政策上面临的问题领域，探讨联邦政府未来应该与哪些伙伴国家一起追求怎样的利益，以及这些利益将会与其它行为体的哪些目标发生冲突。

过去几年，德国在国际和欧洲所起的作用显著提高。德国在欧盟所做的努力，在俄罗斯问题上起到的主导作用，联邦国防军在近东和中东以及联合国非洲维和部队中投入的力量，德国部队在北约盟国领地上的驻军——所有这些都是联邦政府愿意为全球稳定、和平和安全承担更多责任的具体例证。德国的这一新角色将会在国内和国外引发激烈讨论。

在德国国内的讨论中，德国外交部评论（2014）和防御政策白皮书（2015）帮助人们了解了德国对外和安全政策的利益与策略。在国际上，德国也对全球战略发展起着决定性影响，例如，在2014年于威尔士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德国参与促成了北约最全面的改革；2015年德国参与确定了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2016年德国参与发表了欧盟全球战略。鉴于此，德国现在要对这些战略的实施担负共同责任。

外部环境始终不稳定且充满危机

危机和冲突始终是德国和欧盟对外政策的常态，即使在紧邻欧盟的地区也是这样。尽管如此，必须承认的是，新的联邦政府还将面临更加错综复杂的危险。在快速变化的国际环境中其必须确定出行动选项，并筹措必要的资源，以期能够有效的行动。

新的安全危险不仅让内部与外部边界逐渐消失，还使政府给予社会安全的能力成为问题。与弹性概念相关的内部与外部政策的目标是，加强社会、政治方面的关键性基础设施建设，使之能够从几乎无法阻止的攻击中迅速恢复。

世界秩序的变革：对德国来说这不仅仅只是理论问题

联邦政府的对外政策传统上有三大支柱：

l 融入具有西方特色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秩序结构中。为了使之得到巩固，必须表明德国的政治利益；

l 以欧盟为形式的欧洲一体化，其维护德国的利益，并能增强德国如今的政治和经济；

l 与作为安全保障者的美国紧密合作，其在很大程度上按照自己的意愿塑造、加强并且促进全球和欧洲的秩序结构。

对建立在规则基础之上的秩序结构的依赖涉及到安全政策以及金融与经济问题。德国试图将安全政策建立在制度化与法律化之上：在欧洲通过欧盟、北约和欧洲安全合作组织，还有作为全球标准制定发动机的联合国来建立安全。除了对外政策，德国的经济模式几十年来也以规则秩序为导向。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像德国这样同时通过并依赖有效的、多边的贸易体系以及欧盟内部市场来增强国力。然而这种秩序也处于压力之下。这不仅在于新崛起的大国对西方秩序的设想提出了疑问，或者在一些地区（如中东）国际规则体系的影响甚微；就连欧盟内部也有越来越多的阻碍力量和浑水摸鱼者。除了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体系以外，现在又发展出了临时系统（Ad-hoc-System）。如果交易关系和短期的利益追求不断发生，那么对于政治和经济来说就意味着更大的不可测性，意味着其处于不稳定的框架条件中。这样，极端情况出现的可能性就更大。此外，传统的权力范畴对国家执行能力的重要性将会增加——也就是经济力量和军队。仅仅靠软实力已经不够。

美国作为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危险因素

2017年，德国战略总形势中最大的变化可能是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政策。这位共和党人在大选期间就对现有的西方政治的秩序结构和标准原则提出了质疑。其就职后，美国成为了影响深远的不稳定因素——虽然特朗普不会将自己在大选期间所宣称的计划全部付诸实施。美国总统明显正在破坏西方国家自由主义这一价值共识。在美国国内这表现在其处理与媒体、司法机构、情报机关等的关系之中。在对外政策中，美国在特朗普的领导下不再代表一个愿意将自由主义世界秩序作为自己的利益来发展和维护的国家。

不安全因素的源头和发生事故的风险：俄罗斯与亚洲

起决定性作用的失稳危险始终源于俄罗斯，其在东部邻国，特别是乌克兰和叙利亚的行动，及其从外部对西方民主国家的干涉，都是造成失稳的因素。如果俄罗斯内部的独裁趋势继续上升，莫斯科当局的行动将可能更具侵略性。对于德国和欧盟的政策来说，重要的任务始终是，对俄罗斯既采取接受的态度，同时还要通过欧洲安全合作组织（OSZE）和北约框架内的制度性对话约束其行为。随着华盛顿和莫斯科关系的发展，德国和欧盟在面对莫斯科时的行动框架和态度也要做出相应变化。此外，危险的情况还可能来源于俄罗斯和北约边界发生军事事故的危险。

同样的危险还产生于亚洲地区，原因是美国和中国之间不断增加的竞争。在这里，除了安全政策上的矛盾以外，还存在有关贸易和货币问题的经济矛盾。由于德国和欧盟与这两个合作伙伴国存在多种依赖与依存关系，因此它们的利益在于要避免美国和中国之间产生冲突，因为这样他们就必须偏袒一方。

经济上的巨人，（安全）政策上的侏儒

特别是在中东及北非地区（MENA-Region），欧盟以及德国呈现出经济巨人和政治侏儒的形象。无论是从安全还是经济政策方面来看，德国在这一地区都有重要的利益。和整个欧盟一样，德国对MENA各国的政府也存在安全政策方面的依赖，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如此，在减少移民人数方面也是如此。

在经济和经济政策方面却相反，德国和一些欧盟国家对MENA地区具有重要意义。恰恰是德国被认为是受尊敬和值得信任的合作伙伴。然而到目前为止，联邦政府并没有从中获得多少政治利益；此外，这还因为该地区的行为体虽然愿意与德国在经济方面取得合作，但却尽可能的避免其对自己施加政治影响。因此，到目前为止经济利益被置于优先地位——这也是因为德国能在安全政策上起到的作用与美国和俄罗斯的影响相比没有那么重要。因此德国目前对中东不断增长的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以及其对于德国的安全威胁几乎没有影响力。

欧盟作为重要的多边合作的行动框架

不仅仅鉴于德国面临的大量国际挑战，欧盟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柏林当局实现多边合作的最重要的行动框架。德国从过去几十年欧洲一体化所保障的经济和政治稳定中获得了巨大的好处，其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强大是通过融入欧盟才得以实现的。

然而这种稳定可能不会再被认为是既定的。在2017年到2021年的立法会议任期内人们将会清楚的看到，欧盟内的离心力是否会剧增，或者在德国和法国领导下的欧盟是否至少会在局部深化团结。英国脱欧以及俄罗斯、中国和美国这些可能对欧盟内部的失稳产生影响的外部威胁，提供了足够的政治理由，来使至少一些欧盟成员国更加紧密的团结起来。首要的问题是，欧盟各国的政府以及民众是否愿意承担不断丧失国家行动和管理能力的后果，例如在安全领域，以及全球化进程中社会经济的行动空间方面。如果它们为了在欧盟层面重新获得共同主权，而在形式上交出国家主权，那么这些欧盟国家就可以阻止全球势力范围内的政治影响力深入欧洲。只有这样它们才可能重新获得国家管理能力。

（本文摘译自德国对外政策协会2017年7月20日分析文章，作者约瑟夫·布拉姆尔（Josef Braml））

（https://dgap.org/de/think-tank/publikationen/dgapkompakt/aussenpolitische-herausforderungen-fuer-die-naechs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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